而对转型宪政国家，它实际上是一种主导性的宪政解释与演进模式，为司法宪政主义创设可靠的制度前提。

一方面，圣德太子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知识和政治上的挑战。

其实，我们现在要建立现代政制，也不可能脱离这个范围而希望得到一个好结果。仁就是仁义礼智信的仁。共和这个含义很丰富，它包括法治、自治等等。这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孔子认为，这样的治理模式是不够的。在座有一些朋友是做政治哲学史、法律史的，我想告诉这个朋友，我认为，小程子的《程氏易传》非常重要，它描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这个政治理想我概括为虚君的君子共和。

你想想，一个国家能够统治上百年、上千年之久的时候，而在这个过程它的政治体制很少发生性质恶劣的变化，那么它一定有良好的制度在维持。由所谓的兴利之臣，即建立和维护盐铁官营制度的大臣，和贤良文学之士共同进行审议，对一个一个问题逐个进行讨论、辩论。[66] 张翔：《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此外在宪法层面，苏力也遵循了法社会学的研究进路，如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25]的报告中，便强调了社会主义法治所必须遵守的各种前提，这些前提来源于一种经验的观察。但规范宪法学所追求的亦显然不属于康德意义上的、凯尔森所追求的超验逻辑演绎，其所追求的是一种基于实证宪法规范的应然层面的价值内涵。规范宪法学虽然提出了其以事实与价值二分为根基的方法体系，但作为所谓的应然之学，如何保持其应然性而不致被实然所左右，其中的逻辑性如何维系，规范宪法学并未给予回答，林来梵教授在《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一书中发展出的以人权规范为基础的宪法价值核心，虽然声称这是目前我国的宪法学界正在不断的形成共识，[68]但人权规范毕竟过于粗疏，即便林教授在其随后的人权分论中对宪法权利理论作了基本描述，但其问题也很明显，因为一个逻辑上严密的基本权利体系并没有因此产生（事实上也不可能产生），各种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基本权利出现冲突时其可能的位阶秩序也不明朗，中国的基本权利是以自由权至上，还是社会权至上也未能有所交代，这就导致基本权一旦与宪法中的社会条款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成为一种疑问。由于解释者的主观性所可能出现的任意性则可以通过并非贬义的前理解所限制，而这种前理解是 既定的，受制于历史和传统，以及时代的精神状况。

[79]3. 诠释宪法学的展开对法规范（Rechtsnorm）[80]的理解必然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对法规范的事先理解，其次是将法规范的理解与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两部分中，前理解都隐含的产生影响。[41] 前引31，Hofmann书, 110页下.[42] 参见顾培东，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8页。

这个思维的结构看似完善，但仍会出现相当的问题，即法官需要在价值冲突的时候做出权衡，这个权衡很难依赖于理性的证立，而只能依赖于决断，此时起作用的也是事先给定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可以表现为传统、判例或者已经被证明的理论，而更多的情况下，这涉及到一种类似信仰的理论确信，这种确信往往会左右解释者最终的决定，但此种确信并非任意，因为现行宪法的文本可对此种理论确信加以限缩。政治宪法学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度强调不成文宪法、政策及利益的重要性。法社会学的任务在于以理解的方法对社会的因果关系加以澄清，虽其中不可避免会暗含有某种价值取舍在内，但在最后的结论中并不做价值判断，保持一种表面上的价值中立，而法学的任务则绝不止于此种类型的阐释，其任务在于为法律决定（包括法院判决）提供支持、做事先的准备，[20]此种准备工作当然需要法社会学，但更需要法教义学发展出一套独立的法律解释的方法体系以及做好各种理论储备工作。强世功教授将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两个积极性原则、商量办事原则等视为不成文宪法，但并没有对不成文宪法的限制加以分析，也没有分析如果不成文宪法与实证宪法存在冲突时该如何、如果事实上运行的宪法惯例某一天突然发生变化该如何。

[34]施米特的著作中，宪法学说最受国内学者关注，但施米特的宪法学说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政治概念的对立面。[65] 参见张翔：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考夫曼也认为，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拉德布鲁赫通过引入价值关涉的法（文化）作为沟通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桥梁，这种尝试已经进入到诠释学的领域。4．政治宪法学[30]之批判在面向事实的进路中，陈端洪教授的政治宪法学进路更加值得关注。

假使法学不想转变成一种或者以自然法，或者以历史哲学，或者以社会哲学为根据的社会理论，而想维持其法学的角色，它就必须假定现行法秩序大体看来是合理的。那种学究式的法律实证主义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其必须以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前提，而中国目前需要的是活的宪法，能够具有适应社会变迁能力的政治宪法。

协调规范与不断流动的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是法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但此项协调亦必须通过相关程序（如立法程序、法院判决）规范化，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根据社会的变迁赋予宪法规范以新的意义，但决不能直接以不成文宪法补充、修改乃至置换成文宪法，此种做法，即便是法社会学也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其中所蕴含的强烈的政治倾向和主观臆断并不符合法社会学的要义。[38]而陈端洪教授的判断则是我们目前的改革时期，处于常态政治与例外状态之间，因此不能拘泥于宪法文本，而是应该在实践中不断的实验各种违宪的措施，一旦被认定为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便可以通过修宪程序确定下来，[39]这也是所谓的良性违宪。

不容否认的是，林教授主张的围绕规范、规范宪法学的开放性或者法教义学的开放性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洞见力，但其仍然试图以规范性之名将规范宪法学发展为具实体内容、逻辑封闭的应然之学就不免有些武断，也误解了新康德主义关于规范与事实二分的本义，是将新康德主义先验的、形式-逻辑意义上的规范或者价值误认为是对实体价值的追求，因此规范宪法学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就偏离了追求应然所应持的逻辑性态度，而走向诠释学的方向，即传统新康德主义意义上的规范性已不再是规范宪法学所追求的目标了。法学与法社会学之间不可能完全割裂，但亦不能完全重合。陈教授以一种难以称为科学的经验式观察断言中国宪法时代仍未到来、革命年代去时未远、改革年代正在进行，因而不宜提倡僵化的文本主义或者规范主义，而是应该用不断试验的结果，即政策，取代法律，这种判断必然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因政策当中有些是良性，有些是恶性，政治和国家权力一旦失去宪法及宪法律的制约，则其绝对滥用是不待细论而自明的。林教授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后来的文章中将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解释为整个宪法的根基，[69]试图效仿德国基本法将之作为统领宪法的根本原则，此做法无可厚非，但人格尊严毕竟也是内容空洞的价值表述。【关键词】政治宪法学。根据韦伯（Weber），理解不仅仅包括对行为的现实理解，不仅仅包括一种描述性的现实复述，而且还需要对行为的动机、主观意向进行阐释性的理解，从而把行为理解为一种意义关联（Sinnzusammenhang），能够比较完整的理解做出一项行为的动机（出于理性，如命令，还是出于非理性，如愤怒），并理解行为做出之后的实际后果，此外，理解必须要从中分离出不受非理性左右的行为进程和行为后果，如不因为愤怒、嫉妒等情绪而严格依照规律行为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从而构筑一个目的合乎理性的类型，也就是理想类型。

在魏玛时期，更多学者是从法学外的角度，从精神科学、政治学、社会学或者历史等角度试图为宪法找到正当性基础，但在当代，宪法本身的正当性已被普遍承认，如何赋予宪法以有效性便成了当代宪法学之课题，在宪法学内部便产生了新的方法论争议，即通过何种方式使宪法和宪法法得以具体化（Konkretisierung）或者宪法解释应如何展开，而这种争议也均围绕实然与应然、事实与规范的二元体系展开。[27] 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52]在事实与规范二分的前提之外，尚存在另外一种对规范性的解读，即在承认事实与规范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可以融合的前提下，赋予规范性以新的意义，这种可以追溯至黑格尔的诠释学路径，在德国的国家法学理论中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弗里德里希·缪勒（Friedrich Müller）便认为，规范性标志着一个规范的动态属性，也就是说是一个以事物为特征以及结构化了的法之秩序模式，不仅使作为其基础的现实得以秩序化，并且本身即受该现实之限定，[53]因此，规范性应在后实证主义阶段被视为是结构化的进程，[54]即规范性并非是规范文本的内在属性，而是法规范适用到具体案件的结构化过程。陈教授认为，违宪的原因在于有些措施并不符合五个根本法，因此需要有个机构对此加以判断，就是违宪审查机构的意义。

对法规范不能仅仅客观还原历史的原貌（如立法者原意）或者仅仅语义上机械的理解，而必须通过解释使自身具体化为法秩序整体的有效性当中，在每一个特定具体-历史的境况里，法律必须被重新理解，只有如此，法律才能被正确的理解，但对于这种重新理解亦需通过现行法规范加以限缩。宪法学作为理解的科学，既非纯粹的、逻辑严密的价值学，也非纯粹的实证主义科学或纯粹描述事实的社会学，宪法中的价值自于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结合，必须面向时代的精神价值，通过具有整合性的宪法解释将宪法的规范含义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既保持变通性、又不失安定性，这是中国宪法学所迫切面临的任务之一。

尽管施米特也承认这个意义上的绝对宪法具有历史有限性和相对性，但仍然与魏玛的宪法律存在区别，毋宁说是构造了一个市民法治国宪法的理想类型，因此尽管处于历史的制约下，但实证的宪法概念仍然发展成一个抽象的一般概念。[69] 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49]法规范尽管应作为应然——不问结果上能否在实践中有效执行——而生效，但在规范解释层面上则应尽可能的思索规范与现实之间的有效结合，从而通过规范, 解释保证最低程度的实效性和社会对法规范的接受程度。【注释】[1] 参见韩大元，迈向专业化的中国宪法学——以2006年发表的部分宪法学学术论文的分析为例，《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但问题似乎出在这五个根本法的分析过后，政治宪法学的野心便流露出来，认为在一个革命、改革的时代，任何经济体制上的所谓违宪实验都应该是允许的，因为这是最终会与五个根本法相吻合的良性违宪。[82]对宪法学之本质，黑塞（Hesse）认为虽然法律决定最终需要实现一个具有担当性的、理性上可证立和可审查的结果，但任何法律决定都不能达到终极理性，毋宁说只能通过一定的方法指引，通过结构性的理论设定达到一定程度的相对正确性，法学并不能成为可以严格加以证明的自然科学，严格的科学化在法学领域不过是一种幻想，背后所隐藏的是各种难以言说的真正理由或者决断。

因此，以宪法文本[66]为基础和围绕规范[67]就成为二者必然的选择，但二者又都承认法律实证主义的不足，必须通过一定程度的价值判断的引入加以纠正，但遗憾的是二者并未对其方法论体系、对如何保持开放性而又不致损害法的安定性以及规范内容的有效性来自于何处等问题给予明确回答。2001年以齐玉苓案为契机，中国宪法学者开始探索宪法学自身的方法论体系，并有学者通过实证调研作出了迈向专业化的中国宪法学[1]此一判断。

确实，国家法除了政治之外，根本不存在其它对象。特里佩另外明确指出，对于法学中引入对政治目的的考量，其可兹批评的地方在于，这种方法是否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国家法学中建立起与其它以政治为对象的学科的联系，这种方法是否正确。

对任何法规范的理解都包含了解释者的主观性在里面，但这种主观性不能被过度强调，因为任何对法律的解释都是从现存的情况出发，并且为了现存的情况而去理解法规范的意义，在这里，只有对象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44]纯粹法学上的实证主义或者凯尔森的规范实证主义试图从国家法中排除政治，从而净化国家法的科学，在政治哲学和国家哲学的位置上取而代之的是法学的建构（juristische Konstruktion），其意义在于：法唯有从法中才能被理解，政治只被视为是材料，而不被视为是目的。鉴于一个封闭的、绝对的价值体系难以建立以及无法纯粹将法的有效性建立在社会学的因果关系之上，因此宪法学就需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而非完全割裂，使得宪法学既不会脱离现实、又不会丧失其价值根基，这也是诠释学在当代的意义所在。而这种工作却正是法学所应致力的。

[70] 规范宪法学也多次提到了规范与事实的目光流转（在德国缪勒、恩吉施及拉伦茨都对此有所交代），但并未交代如何反观事实，对规范产生影响，又如何对规范宪法学所主张的宪法价值产生影响。[47]借此，特里佩明确表达了，国家法的对象是政治，国家法学者决不能对政治事件或者政治意图坐视不管，但对此加以评估的只能是公法的标准。

总体来说，诠释宪法学具有一种不是方法上的、而是本体论上的意义，因此在诠释学的方法问题上需要澄清的是，其不是片面的分析，也不是片面的经验归纳，同样不仅仅是辨证的精神运动，而是多种方法的融合。林来梵、郑磊：《所谓围绕规范——续谈方法论意义上的规范宪法学》，《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

5．国家法/宪法与政治的关系毫无疑问宪法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而甚至可以说，宪法的对象就是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就是政治、宪法学就是政治学，也并不意味着要用政治利益来评判宪法，毋宁说任何政治事件均应通过国家法或者说宪法加以评判。[62] 前引2，林来梵书，第6页及正文第8页下，第12页下。